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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洋捕捞"成为2024年热词后，潮汕地区商家为躲避检查纷纷闭店引发热议。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现在的状况到底如何？他们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及其根源？在经济下行、盘剥日益加重的环境下，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心态？
民营企业在中国的生存状况正越来越艰难。
上周三，浙江省检察院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的一起案件也引发网友热议：两名外省警察，以办案为名，在江苏抓捕了一名企业家，该企业家在浙江跳车逃跑并报警。浙江警方抓获外地警察后，以“滥用职权罪”将二人分别判刑七个月和八个月。
一位有四十余万粉丝的法律博主评价说：“正规警察进入敲诈勒索行业，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悲哀。”
两天后，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两个地区的商户纷纷贴出停业通知，以避免即将到来政府检查。“对抗检查”因商户们公示的理由变成了一场搞笑的行为艺术：“猪脚被偷、”“夫妻吵架”、“怕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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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中国做企业没有一个人会感觉自己是安全的。”旅美中国企业家胡力任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虽然中国的宣传部门都是在倡导保护民营企业，但实质他们所做的完全相反。”
在中国经商的Z先生在电话中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不论是政府检查还是‘远洋捕捞’，这些在中国都是潜规则，我们做企业的都见怪不怪了，因为只有办案子，他们才有钱。”
远洋捕捞，是比喻司法机关出于利益的追求 ，跨区域、有针对性地对外地民营企业进行的执法活动，往往伴随着罚款、查封和冻结账户。
美国光传媒创始人王安娜曾在中国经营企业多年，她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的中小微民营企业一直受各级政府、各个方面的盘剥，包括街道办事处、派出所、消防、税务……不只‘远洋捕捞’，各个政府、各个部门其实都是趋利性的，只有程度深浅、明显与不明显的区别。民营企业在中国，每天的生活就是等着各种罚款、各种检查、各种借口。”
“远洋捕捞”存在已久
”远洋捕捞“在2024年成为一个热词，但其实存在已久，以前的名词叫做“异地办案”。律师游飞翥就代理过很多起这样的案子。
他向自由亚洲电台举例说，他在2019年接手的一个案子与通报案例非常类似。一个重庆的企业家，被江西修水县警察以“传唤”名义带走。在车上，警察对他说，他将被以“非法经营罪”起诉，但如果他能掏2000万给他们，就放他走。企业家没有同意。
“七名被告都不是江西人，也不在江西经营，但江西修水县说他们在网上卖的书有问题，卖到他们这个县里去了，所以他们就去抓人。七名被告都是从重庆、贵州、河北抓去的。”游飞翥在电话中评论说：“这个理由当然是很可笑的。如果这个理由成立，那卖到美国的东西，美国是不是也要去中国执法了。”
但他没能帮助委托人获得胜诉。最终，这起“非法经营”案件的七名被告人均被判刑，其中第一被告被判4年半，罚金450万；第二被告判处3年有期徒刑，罚金450万，第三被告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罚金50万。
另一位中国律师向自由亚洲电台证实，他接过许多类似咨询，有些可能算不上是“捕捞”，因为金额不大，大多是以银行帐户上有一笔有问题的款项为名，冻结账户，被警方带去做笔录，笔录之后警方就表示：如能交一笔钱取保候审，可以算了，金额通常是几万元人民币。
“但这个根本并不是取保候审，因为都是私人转账，警方也不给开任何手续。这种事情太多了。”这名律师表示，出于安全考虑，他选择不公开姓名。
王安娜分析说，“各地政府不敢动国企，不敢去外资，最后只有民营企业能成为砧板上的肥肉。”这个砧板有时来自外省，更多是本地。
她感触最深的是消防和税务部门。曾有消防部门检查后，表示她所使用的门不具备消防功能。“其实是有的，但他们就说必须要买指定厂家的门。这个指定厂家就是消防局几个人私下开的。这个所谓的消防门，价格比市面上翻一倍。就这样的事，我们经营企业的每天都要遇到。”
王安娜认为，“远洋捕捞”在2024成为热词，或是因为“近海”已经很难有收获了。让她产生这种判断 的信息之一，是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公安局发布的一则征集犯罪线索的通告。“这个通告说，要征集中小微民营企业内部的犯罪线索，我看了不只是震惊，而且是后背发凉，就是说现在大企业已经抢得差不多了，到中小微企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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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与利益根源
媒体分析，今年大规模的“远洋捕捞”发生，与贫困地区的财政吃紧有关。
据中国财政部官网：今年1至9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2.2%，其中，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5.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4.6%。同时，以“罚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税收入，却同比增长了13.5%。
但在东南沿海经商的Z先生看来，这种向民营企业“打草谷”的现象与贫富无关。他经历过一个案子，南京警方到深圳去执法，扣押了二次销售的苹果手机，以销售假货为由，要求经营者“掏钱平事”，“要100万、200万”。“还有一次，深圳警方到江苏盐城去办案，一次去了100多个人。”他说，“这和贫富无关，现在是全民捞钱。”
游飞翥看来，变化来自于异地执法与本地利益的冲突。按照中国相关规定，异地执法需要与本地司法机关联合办案，但最近曝光的案例，基本是司法机构到异地去单独执法。
2021年3月，义乌警方公开发布了《义乌公安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犯罪团伙与地下钱庄勾结，将诈骗赃款直接变现成货款转给经营户进行洗白，造成义乌经营户银行账户被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冻结情况频发。公开信说：冻钱很容易，但问题是这往往一刀切，转来一笔1万，但“防诈骗大数据”分析那有嫌疑，可能就连着整张卡里原有的20万都一块冻结了。更棘手的是，冻结没有期限，三年五年都行——冻完哪怕以“案情复杂”为由，随便拖上一段时间，小商户根本撑不起，最后就衍生出权力寻租的机会，塞点钱，“经查无犯罪事实”就解封了。”
这相当于变相公开了异地执法与“远洋捕捞“的套路。
王安娜分析说：“警方愿意去外省办案，因为本地企业或多或少在本地都有一些人脉，警方很难把案件扩大，去外省，一个经常用的方式就把民事案子转成刑事，然后把刑事案子往黑社会上套，案子一涉黑，财产就都要被没收，就大获全胜。但如果你只是普通的经济纠纷，官司打来打去他也没什么好处。”
Z先生认为，“不找当地警方，一种可能是怕当地有地方保护，二是如果当地警方能办？我还用舟车劳顿跑来吗？我能捞到什么好处？”
游飞翥就有类似的经历。广东一家地方法院到广西某地去冻结一个企业的账户，但广西本地法院听到消息，先行冻结了该企业约四十亿的资产，导致广东司法部门只冻结了两个亿。
多年代理案件的经验，他还发现了规律：“很多县城警方，办一类案子办顺了，它就专门办这类案子。比如江西修水，主要是就去抓知识产权和著作权；还有河南商丘，主要是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案子。他们就是拿着锤子找钉子，全国各地找案源。”互联网商业又为这种模式提供了便利因素，“都是在网上卖，只要有一例卖到他们那里，就可以去抓人、冻结账户，全国都可以抓。”
但多位自由亚洲采访的人士分析，像浙江警方抓捕外地警务人员并判刑非常少见。游飞翥说：“肯定是有了利益冲突。你把我这边的肥羊牵走了，把我这边的企业生态破坏了，整一个企业可能上上下下就有几千人失业了。”
他认为这也属于一种警告：“什么滥用职权？立案要分管副局长签字的，开着警车，拿着警用设备，什么手续都没有，他敢跑到外省去抓人？而且哪个企业有钱，有多少钱，他们其实都是先查好了才去的，不可能跑这么远抓一个没有钱的。”
王安娜分析说：“这两个办案人员就是县公安局的，小萝卜头，浙江的检察院也不怕，拿他们开刀最合适，要是省级的，他可能就会考虑；第二是我觉得他们抓的这个商人，可能也不是普通商人，在公检法或者政府也有关系。”
不受监管的权力
不过，多位人士对自由亚洲表示，中国民营企业多多少都有自己的“不合法”把柄。
王安娜解释说，这是中国特有的土壤导致的。“中国制定法律都是各个部门负责起草，他们起草的时候都是使本地部门的利益合法化、最大化，但各个部门之前是不通气的，在办企业的时候就很可能躲得过这里躲不过那里。”
Z先生也赞同，“比如本来企业是合理避税，不只合理，而且是合理合法，但税务局非要说你逃税，那就要罚。”而中国企业家的心态大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愿意“破财免灾”，“所以可能也助长这种风气”。
但在游飞翥的经验里，破财通常不免灾。“有两种情况。一是给私人塞钱，他怕你举报，可能会给你稍稍运作一下，但也有很多人是拿了钱不办事的。第二种情况，司法机关查封你的厂房，拉走你的原材料，他拿了你上千万资产，那必须给你定罪，不然怎么能没收这么多钱呢？不定罪他就得把钱还给你。所以金额越大，罪名就越重，因为要符合这些资产的法律标准。这个时候可合法了。”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人大代表、同为企业家的58同城董事长姚劲波晒出了一封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感谢信。根据信中信息，姚劲波建言有关部门破解地方政府的“”趋利性执法“，严格规范跨区域执法司法的审批流程，同时建议“罚没款应归中央财政”。这也是中国大陆法律人士的普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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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回复：“将认真研究、积极改进”。
但Z先生认为，这并不能扭转目前的现状。“最重要的私欲。比如说量刑，可以判你一到五年，那到底是一年还是五年呢？那就要谈。你明白哦！我有个朋友，在里面，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是能够取保候审的，但现在人家要600 万人民币才行，你就要跑关系啊，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吧？”
王安娜说，“最重要的是在办案子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有个人好处。他给公家罚100万，但他自己可能捞200万，这才是他的动力根源。所以罚款归中央并不会减轻办案的动力，因为他的动力是在私人落200 万的好处那里，为什么我要停止呢？不会停止。”
“根本原因是权力不受监督，同时违法成本太低。”Z先生说，“现在公布出来的贪官，贪污 30 个亿、20 个亿的，最后也就是终身监禁，以前偷了点东西都会死刑。大家都是抱着大公无私的精神去远洋捕捞的吗？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会拒绝合法的远洋捕捞的，说来说去，不是为了把什么东西给国家，主要是为了给自己。”
企业家的报复：留下债务，人变现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中国的营商环境，使得多数民营企业家已经失去了对经济的信心。
王安娜观察到民营企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躺平，大摊子收缩成小摊子，小摊子直接关掉；另一种是只做和政府有关的生意，政府有项目就做点，没有就算了。”她说，甚至有人和她谈起了“三反五反”、“反对投机倒把”这些历史词汇。
胡力任则认为，即使浙江政府抛出“检察护企”的烟雾弹也于事无补。“浙江开新闻发布会抛出这个案例，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跑，我们会保护你的。但没有用，因为在这个案例背后有千千万万个这种案例，他们是不管的。”
他看到的现象是：一部分人关掉企业，直接养老。“现在只要有互联网，和外界的联系是不断的，所以大家都把生意关了，组团跑到云南、贵州这些生态比较好的地区去，每天晒晒太阳，反正钱也赚够了。”
另一部分人采取了更极端的做法：“把债务留在国内，人跑出来了。现在中国企业家满世界跑，美国、加拿大、欧美、澳大利亚……这其实也是一种报复：我以前为你交了那么多税收，现在我的企业完蛋了，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你政府不作为，是你恶意封城，是你把整个国家的经济搞垮了，而且没有任何补救方式，对吧？那么他们就想办法把债务留在国内，然后自己想办法悄悄变现走人。”
根据人民法院公告网的相关数据，仅2024年上半年，中国就有超100家房企、60家家装、30家照明企业发布了破产或清算公告，据世界化工网统计，2024年中国有超过1000家化工企业宣告破产，另据中国工商注册资料平台企查查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餐饮店注册数量减少约100万家。
“最惨的还是老百姓，因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胡力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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