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呼和浩特北行，沿着九曲回肠的盘山公路，穿过群峰迭起的大青山，在不到50公里的阴山北麓，便会出现一个清新典雅、风格别致的小镇——武川县可可以力更镇（蒙古语意为“蓝色的山弯”）。初到这个冬季寒冷、夏季凉爽，经济仍以农业为主的县城，大家多会觉得毫无神奇之感。但殊不知正是这个平淡且欠发达的地方，却在历史上铺展开各民族交流交融、共生互构的浓墨重彩的壮阔画卷。
说起武川的“王气”，要从中国历史上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开始。发祥于大兴安岭北段大鲜卑山的拓跋鲜卑历经三次殊为惊人的大迁徙，完成了从狩猎经济—游牧经济—农耕经济，从原始部落联盟—雏形国家形态—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的蜕变，先后定都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洛阳。这个从呼和浩特出发的王朝，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黄河流域的封建王朝——北魏。浩浩荡荡，对峙江南，两种色彩把整个中国版图一分为二。
北魏末年，以武川豪强为核心形成的军事集团——关陇贵族集团，是指北朝的西魏、北周至隋、唐期间，籍贯为关中（今陕西省）、陇西郡（今甘肃省东南）的门阀士族。汉胡混血、文武合流是其特色，并占据了当时的统治阶层。关陇集团不但以武川人为滥觞，数个朝代的肇造者亦出于武川，或武川人后代。534年西魏未建国时拥戴宇文泰者，十位中有七位出自武川；西魏建国后执掌朝中政治、军事重权的八柱国与十二大将军中，八柱国中武川人有其五；十二大将军，武川人有其四，几近一半。共创建了四个王朝——西魏、北周、隋、唐 （开创者宇文氏、杨氏、李氏共10 位皇帝、3位皇后均出自此）。清代史学家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云：“周、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 ……区一偏僻弹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员尚小，隋唐大统者三百余年，岂非王气所聚，硕大繁滋也哉。”2019年正式考古发掘的位于武川县蜈蚣坝顶上西南1公里处的北魏皇帝祭天的阴山祠天坛——坝顶遗址更是充分体现了对华夏礼制的吸收与认同，为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见证。
 

军事重镇
武川辉煌的历史地位源于平城时代。随着都城南迁，鲜卑人一步步离开草原，整体移向雁北一带，原本占主导地位的内蒙古草原空虚了。424年，柔然大军南下，围云中，破盛乐。为拱卫首都、抵御柔然，北魏王朝在平城以北沿边地区设置了六个军事重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六镇”。并将降服的敕勒族（也称高车）安置在漠南的广阔地域内，此即“敕勒川”的由来。六镇，沿东西方向一字排开，构成了北方的军事防御体系，依次为：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县）、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县）、武川镇（学界时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希拉穆仁城圐圙古城）、抚冥镇（今内蒙古四子王旗）、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县）、怀荒镇（今河北省张北地区）。作为一线边防前哨，六镇一旦失守，柔然人就可跨过阴山直接进入都城。
 

北魏皇帝非常重视六镇，据《魏书》记载：“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北魏朝廷将部分被编入军户的鲜卑贵族迁至六镇，令之为镇民兼军士，并设有镇将总揽当地军政。彼时六镇地位崇高，被誉为“国之肺腑”，身为六镇之民是相当尊荣的，且拥有仕宦（升迁做官）、复除（免除赋役）等特权，“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六镇之民多为鲜卑贵族，后来还有一部分汉人豪强。派往六镇的将领都是最亲近、最贤能的人，且高干子弟都要派往六镇去接受历练，之后才能回到中原为官，六镇就成为“官二代”“富二代”的回翔之地、发迹之地，国家的军事重镇。千古佳作《木兰诗》描述的“可汗”“燕山胡骑”“明驼”（是鲜卑民族文化传说中一种神骏灵异的骆驼），行军所过的“燕山”“黄河”字样，确知源于北朝，战争的双方被认为是北魏与柔然。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使得木兰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女英雄。
 

北魏六镇分布图
鲜卑人原本尚武，虽然都城南迁，但尚武的精髓仍然存在于民族的肌体之中，因此戍边六镇的军人，或是鲜卑贵族子弟，或是军中精英，也有来自中原的“强宗子弟”。他们带着这个时代的风尚与草原民族的豪雄前往六镇，既是国家的需要，也是个人实现抱负、赢得资历的途径。当一切本按着应有的轨迹前行，但随着都城进一步南迁到洛阳，以往的所有都改变了。
祸乱之源
北魏洛阳时代，武川成为祸乱之源。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而一统北方，结束了130余年十六国分裂局面。后经文成、献文、孝文三代，冯太后两次临朝听政，推行了一系列全面汉化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改革，成为鲜卑拓跋部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极具远见和天下雄心的北魏孝文帝，494年迁都洛阳，无疑是伟大的历史壮举，开辟出崭新天地，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从平城到洛阳，彻底改变了六镇的命运，也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轨迹。
 

迁都洛阳的北魏孝文帝
孝文帝太和年间，柔然和高车对抗，北魏的北面国防压力大减。孝文帝欲向南经营，迁都洛阳远离边境，政治、经济与外交重心随之南移，使六镇的战略地位大不如前。柔然只能侵袭北方地区，南下困难，北方少数民族对都城难以构成威胁，北方六镇不再具备平城时代深远的意义。
六镇之民远在边境，汉化迟滞，逐渐与洛阳的鲜卑贵族在文化上形成差距，经济上亦处于弱势。随着孝文帝讲汉语、改汉姓、穿汉服、葬汉地、娶汉女等一系列汉化改革政策的深入，六镇之民被转为府户，军户身份被免除，特权被取消，社会地位大幅下降，受内地人歧视，“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朝廷甚至将罪犯发配六镇为兵，形同流放之地；当地对于改革的反感不断累积，保留鲜卑旧俗的六镇鲜卑与汉化的洛阳鲜卑之间的矛盾亦不断激化。
 

北魏武川镇遗址：柱础石
与汉族女子通婚后的鲜卑人，服饰、饮食等各种主要生活习惯都随汉族，越来越文质彬彬；子女们身着宽袍大褂，不再学习骑术，而是进入学堂去读书，以后做官的也是这些被汉化了的子弟们。洛阳的鲜卑贵族逐渐汉化，接受内地生活方式的同时，放弃了尚武的传统，更忽略了六镇的存在。
而远在北方边陲六镇的子弟们，就显得格格不入，导致本是同源的族群隔阂愈深。草原上生活简朴，流动生活中没有奢华，没有铺张，更没有恢宏的宫殿、锦衣玉食。仍驻守在寒荒之地的六镇军人，不仅没有了往日的荣耀，也失去了前程。洛阳时代的高官都出自高门大族，像汉人一样，六镇人被排挤在中央的圈子之外了。《魏书》记载：“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原来能到中央做官的北魏将领，已与中央政治无缘。镇将及其子孙的地位身份下降，“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年轻人在六镇边地已无法求名师、长学问，无仕进之路。前途无望、缺乏荣誉感的镇将，贪污腐败、克扣镇兵钱粮、虐待殴打镇兵时有发生，镇将和镇兵之间的矛盾激化。
 

河阴之变
中央和地方、鲜卑人和汉人以及镇将和镇兵的矛盾，使得武川及其他边镇不再是英才云集的地方，而成为北魏后期矛盾重重的火药筒。宣武帝时，六镇饥荒，终于引爆六镇之乱，北魏全国陷入严重动荡。523年，六镇在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的率领下发动起义。后来起义被镇压，契胡将领尔朱荣趁机进入洛阳；利用孝明帝母子冲突，发动了“河阴之变”，将胡太后、大臣、王公等两千余人沉入黄河，拥立孝庄帝登上帝位。此后，朝政为尔朱氏所把持，皇帝成了傀儡。
肇 启 新 机
六镇的存亡几乎决定着北魏的存亡。530年，尔朱荣被杀。从这场动乱中崛起的有鲜卑化汉人高欢与敕勒人贺拔岳。北魏大权尽归高欢，而贺拔岳控制关中、陇西地区，并统领着一批前武川镇将士。后来贺拔岳遇刺身亡，由武川镇出身的宇文泰继任。534年，高欢拥立北魏皇族后人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建立东魏；535年，宇文泰拥立另一位北魏皇族后人元宝炬为帝，立都长安，建立西魏。北魏分裂为东魏（一主，十七年）和西魏（三主，二十三年）。
由于西魏政权主要割据关陇地区，国土人口远逊于占有广大山东地区（包括今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及山东省）的东魏和南方的南梁。“宇文泰虽系鲜卑，然得传统势力入关者少，更得急速汉化”。集西魏之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为一个紧密的胡汉同盟，“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精神上亦必俱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安内反侧，外御强敌”。宇文泰创立府兵制，设置八柱国，督十二大将军及二十四开府，各职位兼容鲜卑人与汉人；同时采军政合一，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既是军队统帅，也是政治核心。宇文泰又采取苏绰建议，奉行关中本位政策，就割据之土依附古昔，强调关中地区为汉文化正统，“不复以山东、江左为汉化之中心也”。仿《周礼》建立六官，施政以儒家学说为根本，“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最终为北周创建了一个新的政治规模，为后来隋、唐所取代。将来中国全盛时期之再临，即奠基于此。”“从此漫漫长夜，开始有一线曙光在北方透露。到隋、唐更见朝旭耀天”。（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第293、295页）
 

武川县庙沟榆树店古城（北魏行宫广德殿）
除了重用关陇当地士族，更将西迁避祸的鲜卑贵族和原籍山东的士族均改易郡望为关陇，以断绝其思乡之情及地域歧见；同时鼓励胡汉通婚，消除民族隔阂，逐渐形成一支新的关中士族（以京兆韦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弘农杨氏、京兆杜氏为大姓）。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与关中士族，便是关陇集团的基础。八柱国家族以宇文家族为首，对抗东魏、篡西魏建立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战功彪炳。到了唐代，人们仍然津津乐道八柱国家族的荣耀，曰：“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当时荣耀，莫与能比！”
550年，东魏权臣高欢的儿子高洋废掉元氏傀儡皇帝，自立为帝，建立了北齐（五主，二十八年）。557年，西魏权臣宇文泰的后人，不再容忍元氏傀儡皇帝，自立为帝，国号北周（五主，二十五年）。北齐与北周两个政权东西短暂对峙。576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对北齐发动战争。577年，北齐亡，自此黄河中下游统一于北周。
 

土城梁古城
 

土城梁出土瓦当
北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登场了，这就是杨坚。杨坚的先祖出身于武川镇，其父杨忠曾在西魏、北周两朝任重臣，北周十二大将军之一（后晋升八柱国之一）。杨坚本人在父亲去世之后，承袭了随国公的爵位，并将长女杨丽华嫁与皇太子为妃。578年，周武帝宇文邕去世，太子宇文赟即位，杨丽华被封为皇后，杨坚因是皇后之父晋升为柱国大将军、大司马。周宣帝宇文赟短命，22岁就去世了，继位者宇文阐即周静帝，时年仅7岁，且生母并非皇太后杨丽华。帝王年幼，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主少国疑。杨坚趁机排除朝内外反对势力，迫使周静帝宣布禅让，自己继位做了皇帝，这一年是581年，杨坚建立新的王朝，定国号为“隋”。后世评价隋文帝杨坚“得国不正，治国有方”。
北周末期，军事将领已由汉人占多数，杨坚得以轻易地篡夺政权，建立隋朝。杨坚之妻独孤伽罗（即后来的独孤皇后）则是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七女。可见此时期关陇集团各家族之间借由通婚强化了联系，政治影响力更形提高。隋取北周而代之，不过是关陇集团内部的一次权力转移，由同为武川出身的杨氏取代宇文氏。隋朝末期兵乱四起，李渊（即后来的唐高祖）之祖父李虎亦出于武川，西魏八柱国之一，父李昞则为北周八柱国之一。而李渊之母是独孤信的四女，李渊同时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妻甥、隋炀帝杨广的姨表兄。可见李唐皇室与杨隋皇室同为关陇集团，先祖皆出于武川，彼此之间又有着亲属关系。此外，还要说的人物就是武川军人集团中的独孤信，本为鲜卑贵族，据史书记载，他仪容俊美，善于骑射，西魏时位列八柱国之一。最让后人惊叹的不是独孤信本人的成就，而是7个女儿中竟有3位皇后，且这3个女儿初嫁时，3位女婿还与皇帝之位全然不沾边。独孤信的长女为北周明帝宇文毓皇后；四女为唐高祖李渊之母，追封元贞皇后；七女为隋文帝杨坚皇后。面对如此人物关系，独孤信被网友称为“历史上最牛老丈人”。独孤信与三朝皇帝之间的联姻，不仅是一个家族的荣耀，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来自武川。
 

隋文帝杨坚
李渊之所以能够轻易攻陷大兴（长安），讨平诸侯一统天下，关陇集团其他成员的支持至关重要。陈寅恪曾评价道：“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关陇集团作为核心，基本上主导了隋至唐初期的政治格局和走向。这一时期门阀政治的特征十分明显，改朝换代并不影响关陇集团的政治地位。
胡汉融合的结果，西迁的鲜卑贵族及鲜卑化汉人最终汉化，而关中士族也感染了前者的剽悍尚武。胡汉混血、文武合流成为关陇集团的一大特色，“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其人“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内之事”。加上关陇集团原先并非北魏最显赫尊贵的强宗豪族，门第之见不那么严重，亦重视才能和功勋，大大加速了此一融合过程。关陇集团得以迅速整合为一个强大的精英集团，使西魏北周兴盛不辍，统一北方；又于隋唐两度统一全国，始终占据统治阶层。
坝 顶 祭 天
阴山山脉作为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区的分界线，素有“御边要地”之称，北魏时设六镇、建长城以抵御北方部族的入侵。自398年拓跋珪定都平城直至494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一直以平城为正都，以盛乐为旧都（相当于夏都或者陪都的性质）。在盛乐旧都有拓跋代国以来的皇家陵寝金陵，《魏书》多称“云中金陵”（个别或作“盛乐金陵”）。据《魏书》明确记载统计，128年中（355—483年）共有6位帝王、1位太子、10 位皇后、6 位宗室、18 位功臣安葬于金陵。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之后，曾先后于太和十八年、太和二十一年至盛乐拜谒金陵。
 

北魏皇家祭天遗址
定都平城时期的北魏皇帝，在冯太后执政以前，以巡幸盛乐、阴山为常事，并设行宫、立坛祭祀，“巡幸行宫之所，各立坛，祭以太牢，岁一祭，皆牧守侍祀”。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423—452 年），形成了固定的“阴山却霜”之俗，于442年在阴山之中修建了行宫广德殿（今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纳令沟疙瘩古城），经常在阴山及阴山以北地区一待就是半年以上。此后的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均延续了这一习俗。阴山之中考古发现的北魏皇帝行宫，还有阿计头殿，为今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土城梁古城。土城梁东南约 4.5 千米处的大青山蜈蚣坝坝顶之上，考古发掘确定有北魏阴山祠天坛——坝顶遗址。大青山属于阴山山脉中段，像一个巨大的扇形屏风拱卫着山前的呼和浩特平原。大青山蜈蚣坝一带，自古以来是沟通呼和浩特平原与山后的武川盆地之间的一条重要通道。北魏时期，蜈蚣坝一带的道路名为白道，蜈蚣坝亦因此而得名白道岭。坝顶遗址位于白道岭的最北端——武川县大青山乡坝顶村西南约1公里处的蜈蚣坝顶部，海拔 1660 米，为一个高大的土筑圆形台基，周缘环绕有土筑垣墙，分布范围约1万平方米。遗址由内而外由祭坛、内环壕、内垓、外垓、外环壕五部分组成。坝顶圜丘遗址圆坛形制与历代祭天圜丘基本相似，圜丘材质为三重黏土夯筑结构，占地面积7620平方米。祭坛位于最高一重的圆坛处，有“神木”残骸及大型木构建筑损毁和碳化痕迹。祭坛房址内部出土有北魏时期的陶器、石器、铁器等，在内环壕底部堆积中，出土了用于祭祀的动物骨骼，主要是马、羊的头骨和肢骨。经考古专家初步测定，遗址使用年代约在430—490年。据推测，整个建筑可能毁于523年爆发的“六镇之乱”中。
 

北魏“寰丘“祭天遗址结构图
北魏阴山祠天坛与太和十八年孝文帝拓跋宏北巡密切相关。迁都洛阳之前，孝文帝专程北巡盛乐及阴山地区，先后“谒金陵”“行幸阴山，观云川”“幸阅武台，临观讲武”。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角度分析，“谒金陵”“观云川”分别属于祭祖、祭天的祀的范畴，而“临观讲武”则属于戎的范畴。云川概指银河，即晚上的星空，《魏书》以“观云川”指代孝文帝的整个祭天活动。
祭天礼仪是中国最早形成的祭祀活动之一，始于秦统一六国后所举行的祭天大典。皇家祭祀常在东、南、西、北四郊设圜丘、坛或社，赋予其不同的祭祀功能。圜丘祭天为历代王朝皇家的专利。自汉代以后，祭天场所多以南郊为主、圜丘为附属的主要礼制建筑。在祭坛形制上，以圆形为主，层（重）数为三层或四层。《魏书·礼制》记载，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后，除在平城西郊、南郊进行皇家祭祀活动外，还在云中（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盛乐（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及北魏行宫阿计头殿的祭坛即坝顶皇家祭天遗址进行祭祀活动。
 

北魏武川镇遗址：城内出土乳钉文瓦当
祭天是拓跋鲜卑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传统和仪式。据《魏书》记载，拓跋鲜卑在多个重要时间节点、场合都进行了祭天仪式。坝顶北魏阴山皇家祭天遗址在形制上结合了中原王朝祭祀礼制和北方游牧民族祭祀圣山传统，年代上早于西安隋唐圜丘和北京明清天坛。拓跋鲜卑迁都平城后，实现了从部落大联盟到国家的转变，而祭天礼也相应从传统部落祭天习俗向国家制度化的祭天礼转变。在祭祀方面，将“郊”“丘”合一，坝顶圜丘虽不近都城，但附属于行宫。坝顶遗址体现了北魏王朝接受中原传统礼制、融入华夏的决心。
“胡马新风入汉来”，在南北朝的政治更迭中，来自武川的军人集团带着一种奋发向上的气质登上历史舞台，为几经更迭后的大唐王朝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新气象，诚如陈寅恪先生在《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中所述：“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创空别前之世局。”盛大的唐王朝，那份恢宏、那份气势，浸润着武川军人的血脉。韩茂莉老师指出，四朝帝王将相均与武川相关，可以说，天下“王气”最重的地方不是西安，不是洛阳，而是武川，中国没有第二个地方比这里的“王气”更重了。
 

万岁富贵 瓦当
“胡汉文化融合的过程，时有反复，总体则是一步一步涵化为中古北方的新文化。”（许倬云《万古江河》第177页）历史渐行渐远，延绵的长城依然蜿蜒清晰，阴山祠天坛的苍穹依然繁星闪烁，一座座夯土铸就的古城，犹如一个个无言的历史切片，为后人讲述着不同民族交融碰撞同生互构的传奇往事。古镇武川——这个天下“王气”最重的地方，青山如黛、绿水如屏，千百年来不断迸发出生生不息的能量，在北疆文化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中熠熠生辉、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