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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底，一个名为996.icu的项目上线知名代码托管平台GitHub。
这一项目取“工作996，生病ICU”之意，旨在表达对互联网企业实施以996（早九点上班，晚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为代表的超长时间工作制的抗议。
发起人将996工作制下最低72个工时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条文对比，并呼吁“程序员生命为重（Developers’ lives matter）”。
这一项目很快就获得诸多程序员们响应，在此后的1个多月时间里，马云、刘强东等业界大佬陆续发表对996的不同看法，人民日报等央媒也对此作出点评。
而对于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人们来说，热点新闻就像浪潮一样循环往复，996.icu所引发的争议声音很快就随着时间流逝消于无形，一切看似都已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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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不合理的因，都难免会结出不合理的果。
1月3日晚，一则“拼多多买菜98年员工凌晨1点半下班路上猝死”的消息引爆社交平台，在这一事件得到拼多多官方的侧面证实后，可以预见新一轮关于996的争议热潮已经席卷而来。
“有的是人愿意加班”，996如何席卷互联网行业？
我们首先把时间拨回到“996”成为常态化那一年——如果追溯国内搜索引擎中“996现象”、“996工作制”等词条，会发现最早编辑时间是在2014年4月前后，彼时网络上996的话题热度不断攀升。
而996真正第一次走入全民视野，是在2016年，58同城被曝出实行全员“996”工作制度，且没有补贴或者加班费，也不允许请假。
这很快就引发了员工声讨和舆论反扑，在一片质疑声中，58同城回应称，所谓“996”只是常规性动员，并非强制性要求，其目的是为了应对9、10月业务量较大的工作需求。
到了2019年1月，有赞在年会上公开宣布实行996，有赞CEO白鸦还表示“过几年之后再看，这次绝对是好事”，在舆论哗然之下，这场闹剧最终以劳动监察部门介入调查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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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所谓996或者说加班文化的根源在于互联网企业管理问题和监管缺位。
先说前者，互联网行业具备非常强的马太效应，在一个细分领域中往往是老大、老二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到了老三就只能喝点汤了，网约车、外卖、移动支付、云服务等都是非常直观的例子。
所以在很多领域中一旦核心逻辑通过验证，互联网企业都会通过融资烧钱跑马圈地，用最短时间抢夺最多市场份额，跑得越快就能拿到越多融资，循环往复。
相较于通过精细化管理来提升员工工作效率和岗位投入产出比，实现内部的效益提升，企业往往倾向于选择加快业务增速、市场拓展来抢夺外部的更多“效益”落在员工身上的自然是加班常态化。
那位不幸离世的98年拼多多女员工隶属多多买菜项目，这一赛道正是如今竞争最为激烈的互联网行业风口——有多家媒体报道称多多买菜员工工作13天休息1天，这一领域的其他企业恐怕也好不到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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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后者，我们假设每个程序员的产出相同，一家企业可以用1万元工资请6个员工每天工作8小时，也可以用1.5万元工资请4个员工每天工作12小时。
如果可以选，所有的企业都会选择后者——对于企业而言，人力成本、管理成本有非常多隐形支出，在这些方面，招聘4个员工的成本要远低于6个员工。
这就要求企业在员工正当权益层面的表现需要得到有效监管，企业想要加快发展速度？那你就严格按照8小时工作制多招聘员工，或者给足加班费和调休，而不是让畸形加班常态化，一味地从员工身上压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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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的互联网大厂员工还是有加班费的，更多的是那些跟风的初创公司、中小型企业，996是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办公室潜规则存在的，并不会以加班计酬。
2018年初全国总工会开展的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仅有44%的职工表示自己拿到了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加班费，或者被安排了调休，剩下的56%就“无偿为公司奉献”了。
谷雨实验室联合镝数发布的另一项调研报告指出，对比我国2003年至2018年的居民收入和工作时长数据，这15年间居民工作时间基本稳定，而收入增速却逐步下降。说明国人虽然持续性加班，却没有获得同等增幅的收入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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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996为代表的这些超长时间工作制在工作效率、身体健康等方面的危害无需赘言，坦率的说，猝死并不是法律或医学意义上的死因，也不能与加班问题直接挂钩，但过度劳累是实打实的诱因，更何况每一条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也都值得我们敬畏。
即使如此，很多人在谈及996时也总不忘补上一句“你不愿意996，有的是愿意干996拿高工资的人。”
这个事实判断恰恰是我想谈的下一个话题：与996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内卷化。
从996到内卷化，本质都是时代红利过后的泡沫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社交网络上的话题变得“万物皆可内卷”，反正只要一提到竞争问题和资源分配，别管是教育、医疗还是职场、人生，怪“内卷化”就对了。
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内卷化”这一概念最初被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用于概括爪哇岛农业经济发展过程，解释的是一个地区经济模式为何没有“进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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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格尔茨在研究爪哇岛农业发展时发现，由于缺乏资本介入，土地数量有限，加上行政性障碍，当地陷入了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农业生产，却无法继续提高产能，只能在内部进行提升程度极其有限的精细化运营循环中，他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内卷化”。
“内卷化”经由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汉化引入国内，又被用来解释“劳动投入增加，获得报酬却在降低”的现象，词意就此跑偏，被越来越多的用于形容“竞争过于激烈且无序，最终造成一个所有参与者都受到损害”的场景，成为了内耗的“高端版本”。
如今来看中文互联网语境下的内卷，一个直观例子是今年上半年，社交网络掀起的“抵制奋斗X”热潮。
所谓奋斗X，指的是利用无意义加班、无底线讨好老板来获得职场优势的一群人。在抵制者们看来，奋斗X的存在会倒逼整个职场“内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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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老板每年下发工资100万，突然有人开始加班，只为让老板看到自己独树一帜的努力姿态——即使他完成的工作量并未增加——老板也可能会单独给加班者多发工资或奖金，而团队其他人为了避免自己到手的钱减少，也都会被迫加班，最终大家的工作时间都增加了，但也不再有“特殊表现”，老板还是一年只需要花100万。
用经济学家薛兆丰的话说，“让你加班的不是你的老板，而是其他愿意加班的人。”
这同时也是内部竞争引起的内卷化，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并没有为公司带来与之相匹配的额外产出，也没有为员工带来相匹配的薪酬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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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个例子，A公司先宣布实施大小周工作制，即一周双休一周单休，全公司上万程序员加起来每个月就是几十万小时的额外工作时间和产出，面对这样的竞争态势，同一赛道上的B公司也宣布实行大小周。
如此一来，优势对等就相当于大家都没优势，但是两家公司的每个员工每个月却都少了两天周末假期，这就是外部竞争引起的内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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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996和内卷化的原因高度趋同，本质上都是时代红利过后的泡沫表现。
首先说时代背景，技术、人口红利消失，加上学历贬值结构错配，是互联网行业内卷的根本原因
在2019年7月Questmobile发布的报告中显示，2019年第二季度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为11.4亿，同比净减200万，这已经宣告了中国移动互联网时代人口红利的终结，随之而来的是增量市场空间见顶。
而在技术方面，移动互联网与智能手机全面普及所带来的产业链升级和商业新生态红利已经退潮。
反观近几年被捧上天的那些前沿技术，诸如AI、5G、物联网等，有哪个真正意义上实现大规模普及，服务于国人日常工作生活了吗？一个也没有，更不用说带来新的范式转移，催生出新的蓝海市场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互联网行业更多的是陷入红海市场竞争格局，同时还面临着学历贬值、结构错配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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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浙江大学3位作者引用了2017年智联招聘网站上约2万份简历和同期1.6万个招聘岗位作为样本进行研究，指出约一半的求职者学历相对工作要求高出两年或以上，他们获得的薪酬比与自身水平相符岗位的薪酬低5.1%。
这就是随着大学、硕士等高等教育连年扩招，当越来越多的人获得学历优势时，这种优势已经被相互抵消掉了，接受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回报率也在下降，甚至会造成薪酬惩罚。
换句话说，如今的年轻人考大学更容易和找工作更难其实是一体两面。
再来看企业角度，时代红利消退后，互联网企业存在着竞争激烈且人才过剩，更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空间重新分配利益的问题。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不愿意加班，有的是人愿意给大厂加班多赚点加班费”，这是令人无奈的现实问题。
企业竞争激烈且监管缺失，动辄“百团大战”、“千播大战”，这让良币被劣币同化成为现实，否则良币就面临着竞争失败的结局，所以996就成了老板眼中的“福报”，也才会有职场内卷化的问题。
早在996.icu上线并引发业界热议之时，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央媒就曾撰文直指“奋斗应提倡，996当退场”、“针对996ICU，有关部门应有所作为”。
而在996.icu上线即发布并实时更新的“996名单列表”与“已取消996名单列”中，2年时间里“996名单列表”已经从最初的8家公司扩张总计达到218家公司，“已取消996名单列”则只有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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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很沉重，现实之外的真实更沉重。
最后是个人层面，人们都背负着“向上走”的社会要求，拥挤在最火热赛道竞争，一旦失利就会难以从精神层面解脱。
成功是奋斗出来的，但是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所有人都能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吗？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有答案的是，近乎所有人都被要求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那就是奋力向上爬，要考更好的学校，找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
在这种环境下，人们都会想方设法进入最火热的赛道上竞争，也缺乏退出机制，人到中年被企业辞退而跳楼的悲剧就是这么产生的，大多数的人要用更多努力去证明自己适应了这个社会，一旦失业或者考学失败，就会陷入极大的痛苦。
所以大家可能一边在拼命加班，一边在社交媒体上去吐槽996加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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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项飙在谈及“内卷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个体退出机制”时举了一个例子，
“在德国，学徒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业方式，比如理发师很早就被当作一个学徒工来培养的，理发就是他的事业，他会很上心也很开心。但是在我国，理发师往往是一个人考学失败，为了谋生被迫做的选择。”
因为人生缺乏横向的选择，底层民众、中产阶级都希望自己或自己的下一代能实现阶级跃升，高层精英更不想下来，人们没办法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只能在焦虑和内卷化中被洪流裹挟着向前走。
言必称内卷化，但内卷不能用来解释一切
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承认内卷化的存在，但同时也要意识到言必称内卷化是一种思维懒惰，年轻人尤其要警惕这件事。
对内卷化的武断或过度使用会导致我们对于复杂问题的理解变得过于简单化，把一切竞争、资源分配问题都推给内卷化，并不能帮助我们个人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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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板阑夕讲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做餐饮的朋友，因为今年形势不太行，把店里洗碗工的日薪制改成了时薪制，本来每天工作10个小时、发400块钱，相当于时薪40块钱，但是实际上每天忙不过来的餐时也就中午和傍晚的那总计大约6个小时，所以新招的洗碗工，只在中午和傍晚过来工作6个小时，时薪50块钱，看上去单价比之前的高，但是因为缩减了总体时长，所以每天的开销反而减了100块钱。
这对洗碗工当然是不利的，之前每天工作10个小时，其实具有着相当的弹性空间，比如在下午的数个小时里没活可干，可以在后厨休息或者抽烟，现在雇主等于说是不愿意为这份弹性支付工资了，他自己多出来的4个小时劳动时间，又很难找到合适的短工去做兑现，个人收入是下降的。”
你说这种资源分配的改变是内卷化吗？或者说是资本贪得无厌吗？并不是，这位朋友如果不想方设法的削减成本，他的餐馆可能都开不下去了，到时候所有人一起失业喝西北风去，他家底子厚倒能扛着，那些背井离乡的厨师服务员端菜工反而会彻底丢掉饭碗，遭受到更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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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到互联网行业，事实上，从企业到员工，互联网行业的所有参与者都享受着时代红利，作为信息革命的产物，互联网行业代表着最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方向，几个程序员加产品经理生产出的产品，可以淘汰掉几百几千个销售、客服。
如果站在传统行业的角度，互联网行业何尝不是在逼迫传统行业“内卷”？
所谓真实的另一个切面是，互联网行业创造了许多高收入职业，这是愿意加班赚钱的劳动力蜂拥而至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我们依然要聊一聊如何解决内卷。其实也并不复杂，对症下药即可。
在立法监管方面，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对于工作时间、加班薪资、侵权处罚等都有明确规定，我们需要的是把这些法律法规条文落到实处。
因为仅仅指望企业自觉是不现实的，在一个没有规则的战场上，底线越低，收益越大。就好比一个拳击台上如果没有裁判，那能拿刀子，谁还只用拳头呢？
打工人自身，要尽可能的开拓视野，开阔心胸，想清楚成功永远只是少数派，绝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在赛道竞争白热化的时候不至于迷失自己，人生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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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奋斗X和奋斗是两码事，无论什么时候，个人的奋斗都必不可少，为了抵制内卷化、抵制奋斗X而躺平摸鱼，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价值，损人不利己。哪怕你在被迫加班时用接私活、提升专业技能等方式来取代磨洋工呢？这都是更有意义的事。
更重要的是企业方面，企业逐利是天性，但逐利不能成为唯一目标，享受了时代红利就应该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很多企业都有必要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了。
更何况员工的合法权益本来就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企业想要蒙眼狂奔不意味着将员工绑上战车就是对的，超长时间工作制不仅会影响劳动者身体健康，也会带来工作效率低下、工作积极性挫伤等其他问题，这不仅是违法操作，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背离。
一个年轻的生命逝去了，她不能只被视为是上万名员工减掉了一个，不能只是一个和成本、财务、结构挂钩的微不足道的数字变动，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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